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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粮食安全引担忧土壤治理亟待立法破题曲轴石斛

发布时间:2020-10-19 04:21:19 阅读: 来源:岩棉板生产家厂家

粮食安全引担忧土壤治理亟待立法破题

粮食安全事件频发,引发公众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土壤污染问题已无法回避。”社科院上周发布《农村绿皮书》指出,我国农药需求量在世界范围内排第一,然而65%都成为污染物,污染土壤。除此之外,重工业的开采冶炼、化肥的残留、酸雨等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土壤污染。

专家表示,治理土壤污染迫切需要一部具法律效力的政策。不过,这只是土壤污染治理漫漫长路的开始,污染源的责任界定、资金和技术问题等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粮食污染损失超过200亿元

我国每年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的“粮食污染高达120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环保部日前发布的数据,引发土壤污染的思考。实际上,早在2002年,农业部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铅超标率为28.4%,镉超标率则为10.3%。

央视财经16日称,大米重金属超标或与土壤污染有关。“毒大米”并非个案,此前曾发生过一系列重金属污染事件。

土壤污染除开采和冶炼因素之外,还包括过量施用的化肥、农药等。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庄国泰介绍,我国农药需求量在世界范围内排第一,然而施用只有35%,65%都是作为污染物排入环境中,而所有的污染物最终都归到土壤中!

“土壤污染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导师王五一教授表示,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严重性,就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而国土资源部新发布的文件表明,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阶段:“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共约1.5亿亩;此外,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3250万亩;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占地和毁田的约有200万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

无独有偶,环保部也有类似的文件表明土壤污染问题形势严峻:“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警告说,中国可耕种土地土壤侵蚀严重,如不扭转这个趋势,中国有限的可耕地将无法养活未来从农村迁往城市的3到4亿农民。他预计,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30年后,中国农村人口将由现在的9亿减至5亿左右。

业界呼吁立法保护土壤

面对日益严峻的土壤污染问题,不少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来有效地监督土壤污染问题。著名环保人士董良杰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律是遏制土壤污染最好的办法。”

事实上,早在2004年,国家环保局发出《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污染企业和单位,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必须经具有省级以上质量认证资格的环境监测部门对原址土地进行监测分析。

2008年,环保部发布《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等。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件只是一般的文件指示,并未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度,而且这些文件只是从宏观上做出的批示,在具体的细节操作上存在着不小的困难。

“目前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一整套规范的土壤污染标准以及法律保障。”不过,董良杰同时表示:“目前土壤污染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阶段,国家出于种种考虑会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估计两年内,相关的法律标准会出台。”

关键 污染角色认定是难题

然而,这也许只是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污染角色界定与治理资金来源成两大难题。

“土壤污染也秉承‘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但如何界定这个‘谁’?如何界定污染的角色?”王五一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土壤污染问题如一个链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其中的关联性。这也是环保诉讼上的空白。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相关人士也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污染责任界定时还可能面临着企业原厂搬迁或者倒闭了,这样责任落实更是困难。

“美国的超级基金也许我们可以借鉴。”面对这一困境,董良杰建议。他介绍,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这一基金即“超级基金”。

记者了解到,“超级基金”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并责令责任者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进行修复;如果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的能力,“超级基金”将拨款支付相关费用;对不愿支付修复费用或当时尚未找到责任者的地块,可由“超级基金”先支付修复费用,再由环保署向责任者追讨。

但若中国建立相似的“超级基金”,应该由谁来支付这庞大的资金?很多专家并未对此做出回答。

“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治理中国土壤污染问题时,要坚持‘经济适用’的标准。”对此,王五一解释:“资金来源是个大问题,我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投巨资去进行土壤修复,研究出一套经济适用的技术也是治理土壤污染面临的一大难题。”

然而,治理土壤污染困难、挑战多多,但仍需相关政策法律出台来破题。

相关报道:我国粮食安全制约因素应引起足够重视(农民日报)

“在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扩张所占用的耕地均是好地,但补充的常常是差地。而且,全国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发展项目时,很多项目占用的都是高产田。有些地方政府虽然对土地进行了置换,但将产量好的平地留给企业用,将基本农田置换到山坡上,到最后是‘项目落地,耕田上山’,这样一来耕地虽然没有减少,但质量下降很多,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会明显减少。”日前,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呼吁,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法律保障基本农田,这是当务之急。

张玉玺说,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对粮食贸易的依存度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在某些农作物领域内,比如大豆需求已经被粮食贸易所控制,我们几乎买光了国际市场60%的大豆现货。因此,粮食安全已经不再是未雨绸缪,而是真正到了燃眉之急的时刻。

张玉玺认为,保障粮食安全,除了应该重视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外,还应该重视发展种业、控制人口、改革体制。他认为,种业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产业链,“收成好不好,全靠种为宝”。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由于种子的改良,使产量提高了几倍。这就是中国在人口增长、土地减少,粮食产量突破万亿斤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国际种业巨头已垄断世界种业的70%,他们通过种业点滴渗透对我国农业生产的控制力也在逐年增加,这威胁到了我国粮食安全。所以要重新规划发展国产种业,在粮食种业发展中出现更多的袁隆平、李登海,才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他说,我国从二战时期到现在,人口增长了9.1亿人。人口多是粮食安全的最大隐患。我们常讲中国用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的人口,这不是荣耀,而是危机。所以,中国的人口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在谈到体制因素时,他说,要改变干部提拔关键看GDP的做法。干部如果为了追求GDP,就不会关注弱势的农业。另外,还要提高粮食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让种地的农民真正增收,农民才有积极性,才能真正保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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