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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以上农民成农业主力军中国农民亟需转型搜了

发布时间:2019-09-27 03:06:30 阅读: 来源:岩棉板生产家厂家

50岁以上农民成农业“主力军” 中国农民亟需转型

编者按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应该如何走?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有不同的声音,在实践中有不同的探索。一种观点认为,工商资本拥有资金、管理、市场、技术等优势,将其引入农业、改造农业,农业将在短期内面貌一新;另一种观点认为,工商资本或许在发展农业上有其优势,但“三农”不仅是农业,还包括农民和农村,资本下乡无法解决中国人多地少、农民数量庞大的问题,因而主张只有依靠农民,才能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对此,中央的精神是明确的,即农业发展要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如何维护农民主体地位?一方面是要保障农民权利,一方面则是提升农民能力。7月,农业部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把以前的“培训”升级为“培育”,可说是在“提升农民”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

按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的话说,培训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培育则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全过程,即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可以说,中国正在启动一个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计划。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期专题与您一起关注。

中国农民要转型

“庄稼地里挣不了钱,村里4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种地了。”重庆綦江区赶水镇铁石垭村农民周斗全说。周斗全所在的村民小组,284名农民中有近百人外出打工,留下种地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事实上,不独重庆如此,在各地农区,50岁以上的农民已成为农业“主力军”。

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我国50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8.1%,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上升至32.5%,10年上升了14.4个百分点。按此趋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我国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将接近50%。

浙江省农业与农村办公室农民培训处处长陆益说,随着素质相对较高、能力相对较强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就业,农村只剩下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趋明显,农业一线劳动力素质和能力严重弱化。

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十一五”期间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较差,依然习惯沿用传统生产方式和手段从事农业生产。

重庆市合川区是当地农业生产大区,区农委农技站副站长童刚告诉记者,2006年以来,区农技部门每年都会在春耕前后向农民推广精量播种、中耕锄草、水稻牵绳定距调栽等农业新技术,但年纪大的农民接受起来很困难。

“以精量播种为例,这种作物播种方法可使播种更均匀,减少播种量,使个体发育更加良好,实现高产的目的。但播种劳动强度较大,技巧掌握较复杂,很多老年农民不易掌握也不愿学习。”童刚说。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老人农业”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进度时常受到影响;二是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三是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现代农业发展受阻。

这就是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偏低,传统小农没有经过现代农业培训,不是用现代的作业方式进行生产,这部分占绝大多数,最少在90%以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应该被淘汰出农业生产领域,尤其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政府如果过于积极推动土地流转,过于激进地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让少部分农民拥有较大面积土地,失地农民就会越来越多。”贺雪峰说。

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必须要正视这一现实。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将来即使超过70%,我国仍然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我国农业发展必须要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形势下,农民转型显得更加迫切。

山东省委农工办副主任刘同理表示,在我国现实国情下,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让更多“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为特征的新型职业农民经营农业。(记者张志龙李松王贤朱峰)[1][2][3]下一页倾听农民成长的呼声

农民转型需要在现代农业的实践中、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步完成,而如果有相关的培训和引导,这一过程无疑会更加顺畅。当下,我国在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上已有不少探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很多不足。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多地农民,倾听他们的看法和呼声。

培训需求“冰火两重天”

采访中记者发现,普通农户和职业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和心态存在明显不同:普通农户对参与农业技术、技能培训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培训组织难度较大,效果也不明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地大户、家庭农场主等新型经营主体则积极希望参与各类培训。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胡家村胡福华表示:“老百姓种地,不需要啥技巧。比如打药,一般就是蚜虫,都能看出来,其他没啥。该浇地就浇地,该打药就打药,靠经验。”

山东莘县农民刘光为说,自己家种了3亩韭菜,凭经验就能种得不错,不需要什么技术培训。

因为如此,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培训考核目标,不得不用发毛巾、脸盆、洗衣粉等“奖品”,来吸引农民上课,甚至靠村干部“拉壮丁”;有的地方还搞虚假培训,弄来农民身份证登记签名,随便找人糊弄几堂课,凭所谓的“培训登记表”,就算完成了培训任务。

浙江省嘉兴市华中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华中告诉记者,农村散户主要是生产自己的口粮,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企业打工,让他们不打工去听课培训当然不愿意。有些地方农民培训仅仅是为了车马费和午餐费才来的。来了也不听课,就在教室里聊天带小孩。

相对于普通农户对培训的冷淡,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型经营主体则对农民培训表现出强烈需求。

山东高密种粮大户王翠芬表示,以往种地面积小,生产环节忽视一点,损失相对较小,现在种2000多亩地,稍有闪失,损失会相当严重。所以自己非常需要相关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培训,自己也经常去各地参加滴灌、植保、新品种等方面的培训。

重庆市农委对当地10个区县1200多户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显示,85%以上的职业农民希望能获得系统培训,其培训需求主要集中在农业职业技能、生产管理能力、市场开拓知识等三个方面。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职业农民对培训甚至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除了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之外,有的人甚至自掏腰包,到农业院校、科研机构进修,就是想多获得一些技术,多懂得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和把握市场的能力。

不要“大路货”,不要“炒冷饭”

许多农民对培训没有兴趣,与培训内容单一、缺乏实用性也不无关系。浙江嘉兴市华中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沈华中说,他参加过很多技能培训,形式主义大于实际学到的内容,往往都是考试抄书,学不到实在的东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农村培训普遍存在重复培训、低水平培训、专业设置面较窄等问题,造成培训与需求脱节,培训内容多是“大路货”,没法满足职业农民个性化需求。

“老师基本不变,上课内容都一样,每次‘炒冷饭’。”浙江省食用菌协会理事毛荣良说,农民培训需求不断变化,培训专家不变化、培训内容不够广泛肯定不行,生产需求和培训机构的专业设置、师资条件不相吻合,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肯定不高。

湖北随县宝兴家庭农场主肖保新说,农业、农机、劳动就业等很多部门都在搞培训,有的时候本来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可培训却在讲小麦种植技术。

“现在的培训,就是把一些农民组织到一起,发两本书,照着书本把安排的内容讲完,什么都涉及一点,有点撒胡椒面的意思。三两个小时就讲完一个品种整个的生产过程。农民本来接受能力就弱,很多人听不懂,来了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肖保新说。

据了解,在政府内部,农业、扶贫、劳动、科技、教育等10多个部门都在搞农民培训工作,培训项目包括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雨露计划、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等不下20种,资源分散,单一培训项目规模偏小,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

例如,重庆农业部门实施的“阳光工程”,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且分散,实用技术培训一年仅有两次,一次一天。当地参加过培训的农民说,培训时间太短,知识还没来得及消化,培训就结束了。

不少农民还反映,他们更愿意参观学习外地大户经验,大面积种植怎么操作,新型农机怎么维修,仓储怎么解决,怎样和市场对接,农场、合作社怎样管理等等。“书本上的知识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更愿意接触些实际的东西。”一位农民说。

突破技术培训,满足多样需求

以往培训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以提高种植、养殖技术为主。这当然仍是农民培训的主要内容,但不少新型农民已不满足于此了。

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种粮大户刘忠志说,培训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常规技术,对于我们这些种粮已超过30年的“老把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村农田是酸性土壤,而培训老师总按书本上碱性土壤的标准教农民如何施肥,种出来的粮食能高产吗?”

“我现在种粮已经开始使用激光平地仪、气象测普仪、农药残留速测仪等高技术设备。种地新技术了解得比农技员还多,他们怎么给我当老师?”河南省武陟县种粮大户王福军说。

实际上,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不是不需要培训,而是需要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培训。寿光市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胡云生说,随着新型农民的增多,应该加强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的培训,特别是涉及农产品销售、管理、品牌化等的培训,农民需求比较迫切。

寿光邦都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金城表示,自己经营的土地有近500亩,从2011年开始经营,主要涉及精品果蔬种植销售。“技术方面的问题雇了技术员负责,我主要需求的是经营管理层面的培训。”

“2012年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帮助最大。”杨金城说,那次培训老师讲的是国家对农业发展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现代农业的未来和走向,这些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湖北随县宝兴家庭农场主肖保新说,单纯技术培训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对新型农民应该是全方位培训,如管理能力、经济学知识、市场营销等,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盯着怎么种好这些土地,有个好收成,更重要的是怎么闯市场,怎么管理团队!”

既然是培育新型农民,就必须尊重农民,让农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涉农补贴、惠农政策等,也应该是培训的内容之一。肖保新称,惠农政策要加强宣传,要公开透明,要有标准。现在好多政策我们根本不知道,以致很多环节都存在寻租的空间。(记者王贤张志龙李松魏董华)前一页[1][2][3]下一页培育新农民政府怎么做

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需要丰富、理念需要更新,要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先进的技术去产生影响,更要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为农民转型提供更好的条件。

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政府

“当前水稻栽培主要面临这么几大问题:播种方式落后,盲目跟风;持续干旱,水源紧张;劳动力严重缺乏;以稻瘟病为主的病虫害多发,种植风险上升……”指着打在墙上的投影屏幕,河南信阳丰田园种业公司董事长王中海正在给种粮大户上课。台下1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30多个大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这是发生在河南固始县马堽集乡中学教室的一幕。“通过培训,农民能获得贴近需求的低成本水稻种植技术,我们公司也能配套推广优质良种,双方都受益。”今年40岁的王中海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水稻种植培训,他一年要做50多场,培训农民超过1000人次,公司每年以农民培训为平台,可推广水稻种子20多万亩。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在不放弃原有散户农民培训的同时,应该不断完善和“升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体系建设。

“目前不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为了销售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愿意主动为农民提供服务,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未来农民培训发展的重要方向。”魏仲生说,通过建立利益捆绑机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才能使培训内容真正切合农民需求,达到共赢目的。

王中海认为,在未来农民培训中,应做到“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政府”,对诸如像测土配方施肥这样的成本较高、没有盈利空间的公益性培训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承担起培训责任,确保公益性项目也能起到实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市场的还是要交给市场。在培育新型农民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就是教会农民便捷地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很多培训在市场上都有,市场都能提供,农民要是需要,肯定会钻破头想要了解,他也可以付费,这个让市场去决定。

政府的职责是加强对农民培训市场的监管。重庆市政府参事张洪松说,应建立相关规范性条例,防止利用培训欺骗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运用先进技术拓展培训渠道

湖北随州有一个“幸福新农村”便民服务信息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是智慧农村平台,它可与物联网技术结合,面向智能大棚、智能仓储、智能灌溉、农产品溯源等领域,提供视频监控、设备管理、智能控制、信息服务等多项应用。

随州市委组织部远程办主任彭公敬介绍,市委组织部已同市农业局、劳动就业局、民政局、随州电视台、随州日报社等单位签约,将他们的涉农信息整合发布。“只要是农民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信息,我们都要想办法整合,让他们能方便地获取。”

在传播渠道上,考虑到农村留守老人、妇女较多,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的实际,“幸福新农村”以电视、电脑、手机“三屏互动”实现全覆盖。不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老人可通过电视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随州市安居镇张畈村村民刘绪新说,这个系统里有很多专家讲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内容,都是随州当地的专家,讲的是随州话,听起来很亲切。以前镇上的农技培训,专家课讲完了就忘了,现在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上看,边看边琢磨。有不明白的,还可以打电话直接问。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远程一对一辅导、点对点服务,这个要是能推广开来,对培育新型农民意义重大。”随县县委农办副主任熊保军说。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条件好的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构建起了连接省、市、县,逐步延伸到乡镇的网上在线学习平台,农民学员可通过“在线平台”“网上学园”和“数字图书馆”等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

此外,农民学员还可以在电大的“互动天地”“班级论坛”上交流学习心得、创业经验,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内容和进度,利用晚上、双休日、农闲等时间接受面授辅导,按就近自愿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进行协作式学习。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朱奇彪认为,通过对农民培训的信息化管理,还可以了解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参加过怎样的培训,既可以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的监管,又可以避免重复培训、资源浪费,对每年培训计划的制定也能起到参考作用。

拓展农民的成长空间

新型农民的成长,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而政府则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环境和足够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享有在生产领域的主导权,鼓励其优先参与加工、流通等高利润环节,以实现其自我成长。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坚决维护农民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为资本直接经营农地“立规设槛”。尽管高层一直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经营农户承包地,但由于对“长时间、大面积”等概念界定模糊,一些地方资本下乡圈地现象严重。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经验看,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不可能把原来土地上工作的所有农民都雇用下来,会对农民形成“挤出”效应,大部分农民都要离开土地到城市中去,到流动中去,可能会出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认为,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的期限、规模、涉足领域等设定明确的判定标准,并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需交纳“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对土地从事掠夺性经营。

农民方面,政府则应该鼓励其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参与到农业加工、流通、农村金融等领域,以分享农业发展的增值收益。许多农业发展生机勃勃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瑞典农民合作社包揽了全国所有的奶制品经销,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经营的稻米和化肥超过当地总量30%,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奶制品加工企业大多是由奶农组建的合作社投资兴办,形成了生产、加工、营销的全产业链。我国农民更多、收入偏低,如果不鼓励他们参与到这些与农业相关的高利润领域,农民转型终将是无源之水。

专家建议,应通过法律保护、政策倾斜、税费优惠、贷款扶持等措施,保障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权利,鼓励其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连锁经营和资金互助社等,使其在更广阔的领域成长。唯有如此,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才能够不断壮大。(记者李松魏董华张志龙王贤)

原标题: 50岁以上农民成农业“主力军”中国农民亟需转型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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